文艺批评 | 宋明炜：浮世悲欢，此中有人——重读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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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随着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在美国、香港、台湾、中国大陆不断出版、再版，曾被认为在文坛中无可安放的张爱玲，不仅正式而隆重地进入了文学史，还成了显学。对张爱玲的再评价对于重审现代性、重写文学史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有关张爱玲的一些名家、重要研究，其观点的出发点和表述方式可能不同，但大都是通过评析张爱玲的文字，投亮于现代文学主流话语之外的文化空间。事实上，无论学者有怎样的品评批判，我们今天大概可以放心地说，曾经为大多数文学史家忽视或轻视的张爱玲，与鲁迅、沈从文相似，早已成为我们反省、重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基本立足点之一。
文艺批评今日推送宋明炜老师《浮世悲欢，此中有人——重读张爱玲》一文。宋老师在读大学的时候写了《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一书（该书先后于1996年、1998年分别由业强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2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将推出此书25周年纪念版）。在这篇写于2010年的文章中，宋老师回顾了自己当年阅读张爱玲的感受，并简要勾勒了张爱玲“从虚无中生，在虚无中死”的一生和创作历程。当时，宋老师主要把张爱玲理解为一个面向虚无写作的现代主义作家：面对虚无的深渊，她编织文字的华丽帷幕，但无论表面多么华丽，背后还是虚空。她希冀用官能的实感来确定自己在物质世界中的实存，反而透露出主体的虚妄，一边在小说中充满细密繁复的具象，一边却不忘写出客观与情感的不可靠。但张爱玲的“虚无”如若从超越个体的层面理解，或许可以说她下笔撕裂了由多少现代知识分子斩钉截铁的思维、理想、信念和行动织成的令人“信以为真”的历史幕布，揭给人看那后面的景象：不和谐、没有名目、不彻底、令人不安的生活。传统与现代的感性与思维，在她那里一直缠杂不请，古老的记忆移入时代梦魇，正如王德威老师所说，张爱玲“不由自主的成为中国文学探寻‘现代性为何’的焦点，或黑洞”。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向夏志清先生致敬》，联经出版公司2010年版。宋明炜老师的《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即将于2023年推出25周年纪念版，文艺批评特推送此文，以飨读者。感谢宋明炜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宋明炜
浮世悲欢，此中有人
——重读张爱玲
一
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中以多于鲁迅近两倍的篇幅论述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毫不含糊地称“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1]书中“张爱玲”这一章，初稿写于一九五六年，第二年即由夏济安先生翻译成两篇中文论文，分别以《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评〈秧歌〉》为题发表在他主编的《文学杂志》上。[2]这两篇文章影响深远，使曾经与中国现代文学一度隔绝的台湾新一代作家重新发现张爱玲，催生出战时上海以外的第一批“张迷”。更重要的是，自此以后，如王德威所说，“张爱玲成了祖师奶奶”，[3]她在此后五十年间被崇拜、爱恋、模仿的过程中，变成现代文学谱系中的重要影响源头。而随着夏志清小说史在美国、香港、台湾、中国大陆不断出版、再版，曾被认为在文坛中无可安放的张爱玲，[4]也正式而隆重地进入了文学史。
《中国现代小说史》
作者: 夏志清 著，刘绍铭 等译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6-12
页数: 688
夏志清评说张爱玲，依据的是李维斯式“伟大传统”（thegreattradition）的经典文学尺度，奥斯汀、杜斯妥也夫斯基、乔治·艾略特、乔哀思、曼殊菲尔这些西方名家，常被引用作为参照，借以佐证张爱玲的优秀。在夏志清看来，与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受困于“感时忧国”的道德情结、因而损伤创作想象力的情形不同，张爱玲的长处在于“意象的繁复和丰富，她的历史感，她的处理人情风俗的熟练，她对于人的性格的深刻的揭发”；[5]她写出普通人的弱点、病态、心理的微妙，又以感性的方式复原残酷人生中的人性尊严。在夏志清的解读中，曹七巧、聂传庆、月香这些人物，既体现中国式的悲剧，同时也精妙动人地再现人生普遍的善恶与情欲。值得注意的是，夏志清把张爱玲放在世界文学的参照系中，并不意味着他总以西方文学为最高指标。例如，他把《秧歌》《赤地之恋》与两部早被经典化的政治小说《正午的黑暗》（DarknessatNoon）和《一九八四年》（NineteenEighty-Four）相比较，认为张爱玲没有“为了方便意识形态的讨论而牺牲了现实的描写。那是西方反共小说的通病。”而张爱玲的着眼点是：“一个普通的人，怎样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制度下，无援无助地，为着保存一点人与人之间的爱心和忠诚而挣扎。”[6]
经过了后现代洗礼的当代读者，可能会质疑夏志清批评观背后依托的普适主义的人文信念。但反过来也可以说，就夏志清写作的时代语境而言，他的著作中透露出切切要将中国文学推向国际场域的用心，这一方面说明他早已发现“国族政治”对文学想象的禁锢，同时也表明他的这种用心正是为了使文学摆脱被“寓言化”的政治利用。[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过夏志清评荐定位的张爱玲，重新进入文学阅读、创作、研究的框架之中，无论是五十年代在台湾，还是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都间接应合了当时作家、学者们努力使文学或文学研究脱离政治约束的潮流。郑树森总结夏志清论张爱玲的六点贡献，即张爱玲对文字色彩的敏感、意象的“华丽”、“苍凉的意味”、心理描写的老练和客观、彻底的非个人的悲观主义、以及中国旧小说对她的影响。[8]不难看出，这些特点均与自梁启超提倡新小说、陈独秀发动文学革命以来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有些偏离；读者们可以痴迷于张爱玲的华丽文字，但她在中国文学大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终究是一个“异数”。
《再读张爱玲》
作者: 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 编
出版社: 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年: 2016-12
页数: 381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面对张爱玲——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意味着文学研究界自身的反省。自夏志清小说史问世以来，到今天，张爱玲研究已成显学；这里不可能罗列“张学”的所有重要成果，我仅想以两例来说明对张爱玲的再评价对于重审现代性、重写文学史所具有的启示意义。第一个例子是李欧梵把张爱玲的小说散文放在上海都市文化的发展脉络中加以解读，他因之强调张爱玲笔下战时上海的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以及由此而生的张爱玲独特的苍凉美学。张爱玲的文体在此获得另一种寓言性——永远在稍纵即逝之中的“现时”的灰烬。李欧梵对张爱玲的再解读，是借用与夏志清传统人文论述迥然不同的后现代话语，在中国现代宏大政治/历史的“废墟”之上，透过张爱玲的视界，捕获具有实感的“现代性”的吉光片羽，从中探寻“现代性”的另类时空表述。[9]李欧梵算得上是超级“张迷”——他甚至亲自写了一本小说《范柳原忏情录》来延续《倾城之恋》主人公的故事；评述张爱玲，成了李欧梵对中国现代性问题反省的基点之一，他由此重构超越传统单一线形模式的现代历史叙述。
另一个例子是陈思和以张爱玲为个案，借此考察“民间”在现代都市文化建构中的表现形态。陈思和在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启蒙理想遭受挫折的时候，提出“民间”的概念，将其界定为一种贴近生活世界自在形态的非官方的价值取向。民间既构成主流权力之外的文化空间，同时也是藏污纳垢的所在；尤其因为民间在都市中的虚拟性，它往往是民众怯懦苟安心理的依托。在民间的意义上来评价张爱玲，一方面解释了她对市民阶层读者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导出对张爱玲或“张爱玲现象”的批判。陈思和认为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和被接受过程中暴露出都市民间的妥协和虚浮，当这种文化现象“丧失了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参与，其虚无情绪就会变本加厉。”[10]这一批评尤其指向当代中国文化转型过程里人文精神的衰落与商业文化的粗鄙——正是在这过程中，“张爱玲热”抽空了她作品中的美学价值，而将其变成了流行坊间的现代读物。
李欧梵
陈思和
王德威
这两种观点的出发点和表述方式都不同，但又实有相通之处，他们都是通过评析张爱玲的文字，投亮于现代文学主流话语之外的文化空间。事实上，无论学者有怎样的品评批判，我们今天大概可以放心地说，曾经为大多数文学史家忽视或轻视的张爱玲，与鲁迅、沈从文相似，早已成为我们反省、重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基本立足点之一。正如夏志清先生在二〇〇〇年香港岭南大学举办的张爱玲研讨会上所说：“在我写了有关张爱玲这一章后几十年，不知怎么地历史的发展就站在我这一边。”[11]夏志清的发掘与评荐，使张爱玲与我们都有了关联。
二
我在大四那年系统阅读张爱玲的作品和生平资料，开始写一本《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12]写到一半时，张爱玲逝世的消息传到国内，一时之间，“张爱玲”成了文坛最重要的话题。因为张爱玲的离世，此书的上海版得以扩充篇幅，并确定了一个“完整”的叙述框架：张爱玲从虚无中生，在虚无中死。现在想来，张爱玲对当时的我（一个迷恋张爱玲的文学青年）来说，大概就是一个面向虚无写作的现代主义作家：面对虚无的深渊，她编织文字的华丽帷幕，但无论表面多么华丽，背后还是虚空。就像她说《金瓶梅》《红楼梦》里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13]写书的过程，让我既兴奋，又伤心。我有时弄不清自己是在写张爱玲，还是以反诸自身的方式来想象人生。她在《烬余录》结尾处写：“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14]
《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宋明炜
业强出版社1996年版
《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宋明炜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但凡经手写过的张爱玲的语句，留下的印迹不可磨灭。张爱玲喜用“苍凉”二字，“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15]这句话常为论者引用，作为张爱玲的美学表白。它也可用来形容张爱玲的早年经历，以及她经由文字重构的生活景象。一九四七年，二十七岁的张爱玲，在经历了家变、战争、成名、爱情、沉寂之后，曾这样说：“我非常喜欢‘浮世的悲哀’这几个字，但如果是‘浮世的悲欢’，那比‘浮世的悲哀’其实更可悲，因而有一种苍茫变幻的感觉。”[16]浮世的悲欢，也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在张爱玲的阅历中，这对照包容了一系列的切身体验：“轰轰隆隆”的家族古老记忆，与现实中“阳光里只有昏睡”的没落情形；母亲现代化的“红的蓝的家”的明亮色彩，与遭受父母双方打击后“赤裸裸站在天底下”的孤零身影；[17]“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中感到生命的喜悦，与爬在生命这袭华美的袍上的虱子带来的“咬啮性的小烦恼”；[18]“摧枯拉朽”香港灼热的春天，[19]与港战爆发后看出“平淡中的恐怖”；[20]“出名要趁早”的兴奋，与感受到文明破坏中“惘惘的威胁”；[21]“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22]带来的庸常欢喜，与“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23]的内心恐惧；恋爱中“清如水，明如境的秋天”，[24]与“杂乱不洁，壅塞的忧伤”[25]袭来时“凶残的，大而破的夜晚”[26]……
张爱玲的成长过程多有不测，虽在日据时期有过短暂的绚烂，却又适逢乱世多扰，可以说她在三十岁那年，就已经开始了漫长的“淡出”。夏志清“发现”张爱玲，时在五十年代，当时张爱玲已经移居美国。从那时起，直到一九九五年她病逝于洛杉矶，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读者熟悉的张爱玲形象基本上仍旧建立在她的早期作品之上。这个形象，正如她请炎樱为《传奇》增订本绘制的封面画，细致精巧的晚清仕女图，看似宁静、殷实的传统人家，突兀地探进来一个没有面目的现代人形——她如幽灵般地浮现在具体物件组成的现实中，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或者说，她是浮世中“一个空洞的‘张看’（gaze）位置”。[27]《传奇》各篇小说的叙事细密繁复，如同这画面中写实的室内景致，而看透这细致具象背后的虚无，却也透现出叙事主体的魍魉目光。《流言》中的“我”殷殷切切地要“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28]着实是在感到生活不对到恐怖的地步时，“为要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29]正如她的喜欢吃甜烂之物，喜好喝浓汤，喜欢吃牛奶的泡沫，爱闻油漆味、汽油味、香暖呛人的烟味、雾的轻微的霉味、雨打湿的灰尘味、烧糊的牛奶味[30]……这些看似怪癖的喜好，正表明她希冀用官能的实感来确定自己在物质世界中的实存，反而透露出主体的虚妄。张爱玲在文字中经营的世界也未尝不是如此：她偏爱使用的叙述“框架”，如点一炉沉香屑（《沉香屑第一炉香》），沏一壶茉莉香片（《茉莉香片》），听咿咿呀呀的胡琴声（《倾城之恋》），让一段段细密写实的生活情景，化为“传奇”——传奇里的人与物细节毕露，却终究是在“张看”之下显出魅影重重。
《传奇》， 张爱玲
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版
《流言》， 张爱玲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
张爱玲的“虚无”如若从超越个体的层面理解，或许可以说她下笔撕裂了由多少现代知识分子斩钉截铁的思维、理想、信念和行动织成的令人“信以为真”的历史幕布，揭给人看那后面的景象：不和谐、没有名目、不彻底、令人不安的生活。她的小说极尽奢华地做足“表面”文章，却又不加掩饰地怀疑一切的持久与实有。写实与抒情的表现模式，对理解张爱玲的文学都不尽然适用，她写得惟妙惟肖，或写到黯然神伤处，却不忘写出客观与情感的不可靠。传统与现代的感性与思维，在她那里一直缠杂不请，古老的记忆移入时代梦魇，如王德威所论，张爱玲“不由自主的成为中国文学探寻‘现代性为何’的焦点，或黑洞。”[31]
在此，值得再引一次她借由“五四运动”的比喻来描述音乐时透露出的“人给裹在历史中”的感受：“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32]谁抗拒得了这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张爱玲自己的声音是否在“现代性”的叙事之内或之外，也许无关紧要，她也不关心吧！——她喜欢的，是“此中有人”的夜营里的喇叭：“照说那是一种苦恼的，磨人的声音，可是我倒不嫌它讨厌。伟大的音乐是遗世独立的，一切完美的事物皆属于超人的境界，惟有在完美的技艺里，那终日纷呶的，疲乏的‘人的成分’能够获得片刻的休息。在不纯熟的手艺里，有挣扎，有焦愁，有慌乱，有冒险，所以‘人的成分’特别的浓厚。我喜欢它，便是因为‘此中有人，呼之欲出’。”[33]
三
上海时期的张爱玲以奇装炫人，又以身世、爱情和绝世的才华，把自己变成了“传奇”。但传奇不妨是有意经营的“表面”，传奇背后的人反而变得面目不清。越到后来，越是如此。一九七一年，张爱玲离开加州大学伯克莱中国研究中心，从此完全退出公众视野，过了二十四年的隐居生活，直到死；与此同时，“张爱玲热”烧遍海峡两岸，张爱玲“传奇”愈演愈烈。但关于张爱玲其人，我们真正知道什么呢？
张爱玲生前出版的小说，绝少有明显的自传成分——或许除了《十八春》中曼桢被囚的部分。但“听来的”家族故事的痕迹较重，如《红玫瑰与白玫瑰》在《杂志》月刊开载时所道白的那样（收入《传奇》增订本时，这段开场白被删去）。她身后出版的作品，却展开了张爱玲版的“追忆逝水年华”。今年春天出版的英文小说《雷峰塔》（TheFallofthePagoda），秋天即将出版的《易经》（TheBookofChange），[34]还有去年问世的《小团圆》，连贯地再现了张爱玲三十岁以前的生活经历。《雷峰塔》与《易经》写于五六十年代，前者描述她童年时期的家庭生活，后者写她在香港读书和经历港战的遭遇。《小团圆》与另两部小说都有重合，但重点已是港战之后她在上海的生活经历，包括与胡兰成（小说中化名邵之雍）的关系。或许因为曾经写过张爱玲的传记，我在阅读《雷峰塔》和《小团圆》时（《易经》还没有看到），心时常怦然而动——有数不清的细节，都似曾相识，或是可以在张爱玲本人的散文作品、其他人的记述中得到验证，或曾以隐蔽的方式进入过她的小说叙述，就像她在《私语》里写过女佣张干藏的柿子，[35]它被大家都忘记了，直到烂成一泡水，唯有张爱玲心心念念，独守着秘密的牵挂。这段情节在《雷峰塔》里又出现一遍，小女孩难捱的诉说冲动，再一次跃然纸上。[36]
《雷峰塔》
张爱玲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07
《易经》
张爱玲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1-01
《小团圆》
张爱玲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1-05
这三部自传体小说写到张爱玲三十岁即将离开上海时告一段落，这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张爱玲“传奇”时代。但她的写法已明显不是“传奇”的笔墨。这组作品与《传奇》的风格不同，对于熟悉张爱玲的读者来说，应该一目了然：那和美畅快、繁花似锦的“细节”消失了；但随之，早期作品中令人不安的重重魅影也仿佛不见，或者说那些魅影都浮在文字表面，原来都是寻常的日常体验。在此，我想着重讨论用中文写作的《小团圆》，这部小说令许多读者失望，或许正是因为它的文字与叙述方式都少了早期作品中意象繁多的装饰性。《小团圆》出场人物众多，写学校生活、家族历史、爱情经历，看似十足热闹的气氛，但并没有《金锁记》《倾城之恋》那样显山显水的重彩刻画，几乎全是流水般的白描。写作《小团圆》的同一时期，张爱玲正把《海上花列传》翻译成国语，这在语言和叙述上对《小团圆》或许都有影响，从头至尾保持平淡而自然、“婉而讽”的风格——但《海上花》的好处本来就难有人欣赏。
就好像那帷幕不再华丽了。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写到自己的化身（alterego）九莉，她年轻的生命中不乏戏剧性（张爱玲自己的阅历，她一样没落下，都有了），但她竭力控制情感流露，好像生怕伤痛来了不可收拾；如张爱玲控制住笔端的着力，许多惊心动魄的事迹也都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帷幕不再华丽——但原本“华丽缘”注定就是虚妄。剥落一切，却是祛魅的过程。小说中的九莉并不比平常女孩更“炫人”，“世故”或“孤绝”，她“二十二岁了，写爱情故事，但是从来没恋爱过”，只觉得“给人知道不好”。[37]小说里常写到她“心悸的一刹那，”或“像给针扎了一下”的感觉，但她往往“不作声”，表情与文字上都平淡如常——她自己说，“似乎无论出了什么事，她只要一个人过一阵子就好了。这是来自童年深处的一种浑”。[38]
《小团圆》恐怕是张爱玲迄今出版的作品中读来最令人心痛的一部，文字上却最波澜不惊。小说初稿写成于一九七六年，已是张爱玲弃世独居的生活年代。她在与世隔绝的心境中，叙述亲身经历的故事，或许已经改变了写作之于她自己的意义。我宁愿相信《小团圆》是张爱玲独自一人过了许久、许久使心悸平复的结果。但心悸也许无法平复，在笔端召唤往事的过程，既是为了让经验复生，也是为了赋予经验以“记忆”的形式。《小团圆》故事线索繁多，但最重头的是九莉与母亲，与邵之雍（胡兰成）的关系，这也是张爱玲生平中最至关重要的经验。在小说的最后部分，张爱玲对这两个关系的结果都有所交待。她写来看似平淡，却很感人；再引用她在别处说过的话：“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39]
《张爱玲散文全编》
作者: 张爱玲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1992-06
页数: 513
小说写与邵之雍分手之际、最后一次见母亲的时候，“九莉尽量的使自己麻木。也许太澈底了，不光是对她母亲，整个的进入冬眠状态。腿上给汤婆子烫了个泡都不知道，次日醒来，发现近脚踝起了个鸡蛋大的泡。冬天不穿袜子又冷，只好把袜子上剪个洞。老不消退，泡终於灌脓，变成黄绿色。”母亲蕊秋亲自动手把这脓包戳破，“九莉反正最会替自己上麻药。可以觉得她母亲微凉的手指，但是定著心，不动心。”这时旁边有人说“蕊秋的手抖了”。“蕊秋似笑非笑的继续剪著，没作声。”继而“九莉非常不好意思。”[40]九莉与母亲的爱恨纠结，比与邵之雍恋爱中的伤害，或有过之无不及，但这一段表面上看似谁也“不动心”的描写，却已经使这纠结被戳破，落在平淡的场景里，戛然而止——这是小说中最后一次直接描写九莉和蕊秋的关系。
“传奇”中的张、胡之恋，在《小团圆》里占了相当的篇幅。小说中九莉与邵之雍的恋爱场景，有不少与胡兰成《今生今世》的描写相契合之处。但与胡兰成的“高调”不同，张爱玲写九莉爱之雍，当他到乡下避难时，“她梦见站在从前楼梯口的一隻朱漆小橱前——橱面上有一大道裂纹，因为太破旧，没从北边带来——在麵包上抹叶酱，预备带给之雍。他躲在隔壁一座空屋里。”[41]委婉凄恻之处，比起胡兰成时常流露出沾沾自喜的抒情，更加简约而真实。写两个人见最后一面，“次日一大早之雍来推醒了她。她一睁开眼睛，忽然双臂围住他的颈项，轻声道：‘之雍。’他们的过去像长城一样，在地平线上绵延起伏。但是长城在现代没有用了。”[42]最后一句话，放在这里有点像玩笑话，但其实是透满了伤心；是亲自为张、胡“传奇”画上一个“伟大”的句号，却无可奈何地带着自嘲的语气。
从《雷峰塔》到《小团圆》，张爱玲一段一段写出亲历的浮世悲欢，在有意无意之间，已经再次改写了张爱玲的文学意义。她让过去的韶光重现，既是重订自己的传奇，也是通过招魂的方式，实现了为文学祛魅的效果——祛“张爱玲”自己的魅。或者说，她告诉我们，“张爱玲”不是我们以为知道的那个人，传奇也不只是繁花似锦的“表面”文章。作为“表面”的张爱玲文学可以接受无尽的解释和演绎，纳入现代或者“不”现代的大小叙事——传奇本来就是神话；但在表面之下，那个没有面孔的人形有了面目、心情，她在“张看”自己：“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2010年5月26日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向夏志清先生致敬》，联经出版公司2010年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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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第335页。
[2]《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刊于《文学杂志》第二卷第四期，《评〈秧歌〉》刊于同卷第六期。
[3]王德威：《张爱玲成了祖师奶奶》，收在王德威：《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台北：麦田出版，1993年，第337至341页。
[4]柯灵：《遥寄张爱玲》，收在郑树森编选：《张爱玲的世界》，台北：允晨文化，1989年，第12页。
[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年，第342页。
[6]同上，第358页。
[7]参阅David Der-wei Wang, “Introduction,” in C.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Bloomington: Indianan University Press, 1999), xxii-xxv.
[8]郑树森：《夏公与“张学”》，收在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页。
[9]参阅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 1930-1945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267-303; 李欧梵：《张爱玲笔下的日常生活和“现时感”》，收在李欧梵：《苍凉与世故：张爱玲的启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至38页。
[10]陈思和：《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兼论张爱玲现象》，收在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92页。另外可参阅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第十三讲“都市里的民间世界：《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46至375页。
[11]夏志清：《讲评：张爱玲与鲁迅及其他》，收在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5页。
[12]宋明炜：《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台北：业强出版社，1996年；修订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13]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收在张爱玲：《余韵》，台北：皇冠出版社，1991年，第17页。
[14]张爱玲：《烬余录》，收在张爱玲：《流言》，台北：皇冠出版社，1992年，第54页。
[15]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收在张爱玲：《流言》，台北：皇冠出版社，1992年，第18页。
[16]张爱玲：《〈太太万岁〉题记》，收在张爱玲：《沉香》，台北：皇冠出版社，2005年，第9页。
[17]参阅张爱玲：《私语》，收在张爱玲：《流言》，台北：皇冠出版社，1992年，第153至168页。
[18]张爱玲：《天才梦》，收在张爱玲：《张看》，台北：皇冠出版社，1992年，第242页。
[19]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收在张爱玲：《第一炉香》，台北：皇冠出版社，1991年，第32页。
[20]张爱玲：《倾城之恋》，收在张爱玲：《倾城之恋》，台北：皇冠出版社，1993年，第229页。
[21]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再版自序》），收在张爱玲：《倾城之恋》，台北：皇冠出版社，1993年，第6页。
[22]张爱玲：《中国的日夜》，收在张爱玲：《第一炉香》，台北：皇冠出版社，1991年，第243页。
[23]张爱玲：《金锁记》，收在张爱玲：《倾城之恋》，台北：皇冠出版社，1993年，第183页。
[24]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再版自序》），收在张爱玲：《倾城之恋》，台北：皇冠出版社，1993年，第8页。
[25]张爱玲：《论写作》，收在张爱玲：《张看》，台北：皇冠出版社，1992年，第237页。
[26]张爱玲：《谈音乐》，收在张爱玲：《流言》，台北：皇冠出版社，1992年，第221页。
[27]王德威：《张爱玲再生缘》，收在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28]张爱玲：《必也正名乎》，收在张爱玲：《流言》，台北：皇冠出版社，1992年，第40页。
[29]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收在张爱玲：《流言》，台北：皇冠出版社，1992年，第19页。
[30]参阅张爱玲：《童言无忌》、《谈音乐》，收在张爱玲：《流言》，台北：皇冠出版社，1992年。
[31]参阅王德威：《张爱玲再生缘》，收在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32]张爱玲：《谈音乐》，收在张爱玲：《流言》，台北：皇冠出版社，1992年，第213页。
[33]张爱玲：《道路以目》，收在张爱玲：《流言》，台北：皇冠出版社，1992年，第65页。
[34]写作本文时，我还没有看到《易经》，有关情节，我参考了王德威老师的论文Madame White, The Book of Change, and Eileen Chang: On A Poetics of Involution and Derivation。
[35]张爱玲：《私语》，收在张爱玲：《流言》，台北：皇冠出版社，1992年，第157页。
[36]张爱玲：The Fall of the Pagoda (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 26. 小说中女佣的名字换成Dry Chin，或是“金干”。
[37]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41页。
[38]同上，第112页。
[39]张爱玲：《〈张爱玲小说集〉自序》，收在《张爱玲散文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303页。
[40]同上，第255至256页。
[41]同上，第239页。
[42]同上，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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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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